离开家乡继续革命

　　马颊河罢工失败后，1934年4月25日，我到泰安大汶口，第二天到华宝煤矿，下井为苦工。我团结工人，领导了为工人增加工资的斗争，取得了胜利。在领导第二次斗争失败后逃出，12月到唐山与武同心、范喜洋到宋哲元部队当兵。在军队我利用不同场合秘密作宣传组织工作，介绍张栋臣、劳洪林等加入了共产党。
　　1936年7月，我到军官学校学习，与数名同志乘机活动，执行党的使命，秘密开展地下党组织活动。
　　参加抗日战争

　　1937年7月7日，日本鬼子在芦沟桥燃起了杀人的火苗，我部进行自卫还击，7月12日我部队在通州响应，杀死鬼子千余，踏碎伪警和卖国政府驻地，可在蒋介石不抵抗政策的指示下，敌人把我们万余人打乱，我部终于被敌人包围了，我带领七十余士兵向南冲，忍饥挨饿到杨柳青，又被日本鬼子包围打散了阵，我们的重型武器投入河，战斗员投降的投降，死亡的死亡，我独自化妆逃出，到沧县我被扣下，说明经过后发给我路费回家乡庆云县。
　　1937年9月，我病好后，在县里参加抗战，进行武装组织工作，收集民枪，时任抗日自卫队中队长，每日训练民兵，开展游击生活。自肖华司令员到达冀鲁边，自卫队改编为八路军。
　　1939年7月，我调县任拥优委员会主任，兼监印收发、校对工作，每日背着公章满田野村庄跑，身上长了疮，因睡觉时合衣而卧，所以身上虱子多、泥土多，但从不说苦，每日行程一百多里是家常便饭。
　　狱中斗争

　　1940年11月，我兼四区文教助理员，每日与县大队除奸团在一块儿。一次，我经过本村时，被日本宪兵特务头子陈甲林捕去。
　　11月27日晨饭后，敌人将我提训到宪兵队，用鞭子乱打了一顿，接着把我撞倒在地下，用皮鞋乱踏，打的我口中出血，昏倒在地，不懂人事了。
　　11月29日我被二次提训，日本高桥（驻庆云据点的日本队长）亲自提审，把我弄倒在地，脚踢、鞭打、水泼、折磨的我奄奄一息。
　　12月6日我被三次提训，敌人给我下镣，我认为到了流尽最后一滴血的时候了，我坚决不投降，我拜托难友给我们复仇，并托他们告诉我的母亲不要为我的死而难过。我唱起了《东方红》的歌，汉奸看着我直笑，说：“范廷俊，你疯了吗？ ”宪兵队押着我，未出庆云西关，到了三孔桥（枪杀革命者的刑场），又押我回到宪兵队。
　　经过六个月的酷刑，1942年4月，敌人把我和其他十四人解往沧县，又转解北京——北新桥北炮局胡同，门牌17号，外籍犯人收容所（即清朝的刑部），让我蹚了三年的脚镣。当时难友同志们（共产党员）对我们新入狱的难友给予亲切照顾，想尽办法安慰我们，鼓舞我们团结起来与监贼们作斗争。那时狱中的难友，不是病死，就是治死，再就是饿死，过年时监狱才叫我们吃了一顿乔麦卷子。 1944年3月，我期满出狱，时年三十三岁。
　　抗战到底

　　出狱后，我身体虚弱到极点，步行不过二里，眼往前看不过十步。 3月14日到家，见我母亲，她两眼近瞎，爱人病疾不起，只有几个小孩围着我看，相认不敢说话。 28日，王道和专员和李广文政委在张培元村对我进行了安慰，叫我好好养病，并派专人给我治疗病症，每日打针三次，给我麦子20多斤，北海币3000元。在家中每日躲在地中暗洞养病，好防止鬼子的“扫荡”和东部“六旅”、西部汉奸的袭击。胜昆仑区长常来看我，问寒问暖。
　　1944年8月，我的身体渐渐好了，上级调我到清河区学习，此时，庆云四区，东有无棣六旅张子良（国民党顽军六旅），西有庆云的汉奸特务，他们相互勾接，经常到农村烧杀抢掠，害得群众整日东跑西藏，该区的财政助理刘奇、张振华被特务捕去，刘奇被六旅枪杀，财政工作缺人手，庆云县委书记刘忠叫我暂不去学习，在四区坚持工作。于是，我留在了四区。该区区委书记李晶，区长胜昆仑、张子刚。我每日带领手枪队30人，到处活动，进行灵活机动的游击战术，活跃在田野村庄、沟旁地洞，直至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
李玲玉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