庆云县“包产到户”的先行者

——1979年9月调研原大靳公社五个村“分田到户”的回忆

□张铭著

4月22日,在微信上收到两幅照片,令人难以置信的竟是近40年前县委办公室的一期简报。面对红色刊头、发黄的纸页和熟悉的内容,倍感亲切又心绪难平,非常感谢有关同志的精心保管。此简报是1979年县委办公室的第10期《情况反映》,刊发了《大靳公社五个穷队分部分口粮田的初步意见》的调研文章。文中总结出了“分田到户”“有利于调动社员积极性加强责任心”、“促进养殖业和大牲畜发展”、“粮食一定会增产”、“一定能摘掉近二十年吃国家统销粮的穷帽子”等五大好处。大靳五个村冲破禁区大胆探索的实践,给渴望改革的农村干部群众树了样子、壮了胆子,推动了庆云县“包产到户”走在了德州地区的前列,到当年年底,全地区包产到户的生产队为4.6%,而庆云超过了10%。自己是当年赴大靳公社的调研人员之一,也参与了此简报撰写,现将有关过程回忆如下,如有谬误请知情者指正。


大靳公社的“分田到户”在县里引起了争论

1979年9月初,我从当时的中王公社党委委员的岗位上调县委办公室任资料科副科长。在公社工作时就听到了关于大靳公社有的村“分地”的议论,到职不久,列席了县委召开的有各公社党委书记参加的会议。会议发言时,有同志提出,大靳公社有些村搞“分田到户”,影响了其他地方社员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积极性,当时主持会议的县委书记董涌同志对此问题没有表态。会后,办公室分管领导派我和资料科同事李洪新去大靳公社就“分田到户”问题进行调研。事先联系后,我们参加了分口粮田的东白、西白、东翟、前翟、西撒五个大队(村)的大队长参加的座谈会。会议由时任公社党委书记的赵玉池同志主持,我们俩的任务是听、问和记录,会议开了半天,发言很踊跃。突出的印象是,与会村干部们一再表示,照这个办法干下去,一定能摘掉近二十年吃国家统销粮的“穷帽子”。


县委公开表明了支持“包产到户”的态度

调研回来后,由我执笔将“分田到户”的实施办法和座谈会上大家热烈议论“分田到户”的好处形成书面材料,经办公室领导修改送县委书记董涌同志审阅后,印发至县级干部并报地委。当时发的面虽然很小,但不长时间简报内容已在县直机关和公社村队传开了。

土地承包到户,对不对?好不好?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在1979年从上到下有很大争论。当时有内部消息说,一位国务院负责人到山东考察时,对菏泽地区搞“分田到户”表态是:分田单干,死路一条。社会上也有人说什么“辛辛苦苦三十年,一夜退到解放前”。山东省1979年10月发的《关于落实农村经济政策若干问题的规定》中也仍然有“不准包产到户”的条文(见山东大事记)。在当时环境下,庆云县委通过简报形式,明确支持“分田到户”的举动是需要很大政治勇气和责任担当的,也是我们今天应当学习和发扬的。


“包产到户”带来农业大丰收

“一石激起千层浪”。大靳公社五个村的勇闯禁区,县委的明确支持,使“包产到户”迅速发展,1979年冬季超过了全县生产队总数的10%,1980年春超过了40%。改革极大地激发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也带来了1980年的农业大丰收。据县志记载,全县粮食平均增长三成以上,经济收入增长50%以上。不少穷村一年翻身。1979年带头“分田到户”的大靳公社的东翟大队,全队513口人,近二十年来吃国家统销粮64万斤,领救济款2万多元。1980年粮食收入22万斤,比1979年增35%,另外芝麻、蓖麻子也获得丰收,全村新添自行车24辆,70%以上的农户买了收音机、板柜、钟表等。东辛店小吴大队是一个只有30户的小村,实行责任制后,一季翻身,社员口粮由往年的不足300斤增加到600斤,全队菜园收入12000元。过去因为穷,好多青年找不上对象,1980年下半年就有14对青年订了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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