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问之，今庆云镇东杨村人，明嘉靖三年（1523年）进士。历任工部郎中、四川按察副使等职。

张问之可以称作中国历史上的知名人物，而他的广为人知，主要源于他的一部专著《造砖图说》和上奏嘉靖皇帝的一篇奏章《请增烧造工价疏》。

明清时期，“金砖”是皇家专用的建筑材料。所谓金砖，并非是用黄金制作的砖头，而是大型方砖的雅称，是专为皇宫烧制的细料方砖。御窑金砖颗粒细腻、质地密实，敲之作金石之声，因专运北京“京仓”，供皇室御用，所以称为“京砖”，后逐步演化，统称为“金砖”。

金砖的产地是苏州陆慕御窖，陆慕御窑在苏州市相城区陆慕镇御窑村西，位于长江中下游冲积平原，一般为黄色黏质土壤，地表下的中层土没有杂质，不含沙，是优质的黏土。这种土壤的特殊性，是制作优质金砖的上好原料。明嘉靖中期，朝廷命工部郎中张问之督造五万块金砖，多产自陆慕御窑村。

张问之在奉旨督造金砖时，深入陆墓御窑砖厂，了解金砖烧制的各道工序，之后撰写了工艺专著《造砖图说》，遗憾的是，今人都未能看到该书的详细内容。《四库全书总目》卷八四，有《造砖图说》内容提要。咸丰《庆云县志》艺文志记有张问之《请增烧造工价疏》。《疏》中例陈陆墓窑户造砖之艰难、工艺之繁复、成本之高昂，请求皇上开恩为窑户增加金砖工价。疏中两次出现“役”字（“责其役于长洲窑户六十三家”“问之往督其役”），一个“役”字，道出了金砖生产的性质。首先，所谓的御窑，不是官窑，而是被征用的民窑；其次，金砖生产属于工部指令性生产，无利可图，是强加在窑户身上的一种劳役、一种灾难。金砖烧造之艰难有三：一是工艺特别繁复，其大工序有8道，小工序多达28道，烧造周期长达两年，这在砖瓦窑业史中绝无仅有。二是成品砖验收挑剔，标准极高，对尺寸、色泽、内质、声响等都有严格规定。挑剔而严格的验收标准，致使金砖入选率非常之低。《疏》中说“或三五而选一，或数十而选一”，这是张问之在明嘉靖年间看到的，这种情况延续至清代各朝。明清律规定，金砖不能流向民间，不能作为商品出售，所以窑户手中大量的存砖，都成为废品。三是官府所给金砖工料银与烧制成本相差甚远。清顺治十四年时工部规定，二尺金砖每块工料银五钱八分八毫，与普通砖相比，这个工价确实不低，但金砖工价并不是生产一块算一块，而通常是生产十块选其中一至二块结算工价，再加上烧制周期之长，窑户投入人力、物力之多，所以官府所给工料银远远抵不上烧制成本。《疏》中说，“窑户有不胜其累而自杀者”，这是张问之耳闻目睹并写进《造砖图说》中的事情。

明代陆延枝在其《说听》中记载，嘉靖年间，陆墓有一个叫钱鼎的窑户，因无力完成大砖的烧造任务，带着官府的定金逃亡南京，后来又到丹阳、无锡等地避难，至岁暮还家，看到的是家破人亡的惨状，他的长子已被官府索逼而自杀身亡。

张问之在驻苏州的三年时间里，体验到了金砖生产的艰难，目睹了“窑户逃窜过半”“家破人亡”的悲剧。由此，他产生了一个念头，那就是“乃以采炼烧造之艰，每事绘图贴说，进之于朝，冀以感悟，亦郑侠绘流民意也。 ”张问之要效法郑侠，为民请命。

郑侠（1041～1119）是福州福清人，字介夫，北宋诗人。宋治平四年（1067年）中进士，后调任京师安上门监门。王安石变法期间，因新法脱离实际，致使百姓不堪重负，民不聊生。郑侠决意反对新法，画成《流民图》并撰写《论新法进流民图疏》，一并进呈朝廷，请求罢除新法。宋神宗看到《图》和《疏》后，采纳了郑侠的建议，下令纠正新法中的错误，民荒得到了缓解，民生得以改善。张问之的一《图》一《疏》，效法了郑侠的一《图》一《疏》。

张问之为民请命，使朝廷了解了金砖生产真相，从此以后，金砖价格得到一定程度的提高，窑民的负担也得到减轻。同时，也为后世的地方官做出了榜样，比如清顺治年间江宁巡抚张中元、乾隆年间江苏巡抚许容、张渠等，都能站在窑户的立场上，或行文工部，或上疏皇帝，力争为窑户增加金砖的工价和对金砖的补贴。

（县委党史研究中心刘召臣整理）